第一章  全国抗战史料选辑

（内容略）

第二章  抗战初期的黄岩

一、抗战初期街头标语

    团结一致，抗战到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节衣缩食，捐献前方!还我河山，洗刷国耻!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只有战，只有拼，才能死里求生!保卫大浙江!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必须投身抗战!农工商学兵，一齐来救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抗战到底!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烧得了我们的物质，烧不了我们的精神!铲除汉奸，精诚大团结!谁不抗战，就是王八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倭寇，还我河山!同仇敌忾，驱逐日寇!军民合作；驱逐日寇!卧薪尝胆，洗刷国耻!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钱梅荪整理)

二、“茅小参观团”和“茅小救国会”

    1931年“9.18”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东北大地。1935年华北各省又相继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炸抢、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焦土遍野、生灵涂炭。而国民党政府却置国家民族的前途于不顾，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对准革命根据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妄图吞并整个中国的局面，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滚滚洪流。这时茅畲小学的师生在林泗斋的领导下，在家长的支持下，由牟瑞兰、牟梅芳、林珂等7人组成了“茅小参观团”。旨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唤醒民众，团结奋斗，救亡图存。1936年12月22日“参观团”的同学们举着“茅小儿童参观团”的三角小旗，步行40余里前往黄岩城内寺后巷小学宣传抗日救国，希望两校同学携手共同走上抗日的道路。
    1937年元旦，在海门各界举行的庆祝活动会上，参观团的代表向民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呼吁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赶走日本侵略者。先后半个月的时间里，参观团的同学们还先后到过路桥、泽国等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给绥远前线写慰问信，为黄岩的抗日运动作出了贡献。
    随着各界抗日运动的蓬勃开展，1936年5月31日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它的影响下，六月份茅畲小学也成立了“茅小救国会”。通过了救国会的章程和宣言。不久，上海《新儿童报》发表了《茅小救国宣言》，得到全国各地少年儿童的热情支持和鼓励。“救国会”的师生们编写儿歌、山歌、弹词、花鼓词等各种形式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资料走出校门、走上街头，深入村坊、田头、灶下，甚至跋山涉水，登上山腰传播知识，宣传抗日，深受群众欢迎。把茅畲地区的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但是，他们的爱国行动受到了反动乡长叶光远的阻挠和破坏，他撕去救国会张贴的墙报，唆使叶私办的“养中小学”学生，投石子、吐唾沫、漫骂等卑劣手段进行破坏，但这些吓不倒救国会的师生们。他们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用大型漫画揭露破坏抗日救亡的罪恶嘴脸，以激起公愤，经“救国会”师生的不屈的斗争，终于把叶光远赶下了“乡长”的宝座。
    (原载《黄岩党史资料》第15期，金渭迪改写)

三、黄岩战时政治工作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沪战相继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日寇长驱直入，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中国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1938年5月，黄岩成立了战时政治工作队，公开招收部分队员。为了唤起民众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黄岩县委利用这一有利对机，指派周思远、陈庭槐、陈依法、林卓等党员和进步教师陈伦、陈褆等考人政工队。经队员选举，周思远当选副队长，陈伦、陈褆为干事，八月份，我党利用政工队整顿之机，又调进一批党员和进步教师、知识青年，周思远当选队长，陈植槐(党员)当选副队长，增补林卓和党员徐德洪、梁英华为干事，使政工队完全掌握在我党的控制之下，队内党员组成了党支部，周思远任书记，直接受黄岩县委领导。
    政工队深入农村和山乡僻地，通过办民众夜校、妄了女识字班、时事讲座、歌咏活动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揭发日寇惨无人道的暴行和卖国汉奸的罪恶，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打击敌人的胜利消息，唤醒广大民众，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在工作中，发展党员，组织知识青年、小商贩成立商业义勇队和义务政工队，壮大了抗日力量。政工队积极支持群众对地方反动势力开展斗争，掩护党的活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支持路桥桐屿乡群众，大大打击了作恶多端的女保长赵采珠的威风，大长了群众的志气：鼓励群众大胆检举揭发乡、镇、保长乱拉壮丁，敲榨勒索等不法行为，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1939年初期，温岭县政工队遭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部分党员、进步青年通过党的关系转入黄岩政工队。台州特委妇委领导王琳芳也挂着政工队的名义开展党的工作。台州特委扩大会议期间，有的代表宿在政工队，会议结束后，由政工队发给通行证，予以方便。
    1938年10月至1939年上半年，政工队粉碎了国民党县党部顽固势力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务头子陆京才，第三战区军风纪巡察团委员张强等人的诱骗、恫吓、清除异党的阴谋活动，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加强了统一战线。
    1940年，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更加紧了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迫害，为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为保存力量继续战斗，根据上级党的指示，采取办识字班、办民校等隐蔽手法，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反走私、反漏海斗争。在政工队的支持下，金清义务政工队配合商业义勇队截获温岭官僚地主张翰庭企图偷运出海的大批茶叶、桐油，查获奸商黄象川进口的日货和漏海的大米。
    同年6月，政工队由三青团接收，改编为青年服务队。黄岩县委决定，共产党员不参加，尽可能动员非党员也退出政工队，转移到新的阵地继续战斗。
    黄岩政工队是在黄岩县委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抵制了国民党反共投降，分裂倒退的逆流，顶住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推动了黄岩的抗日救亡运动，掩护了党的活动，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原载《黄岩党史资料》第15期，金渭迪改写)

四、党史记事

    1938年8月，黄岩县长张宝琛在全省纷纷建立救亡室的形势下，采纳了中共黄岩县委建议，在城隍庙设立救亡室，委任亲信李超武负责，每晚由叶中等举行抗日讲座。10月，县委派党员祁崇孝、罗汉加入救亡室任专职干事。他们在救亡室秘密发展党员，成立支部，公开设立阅览室，出版小型周刊，举办民众讲座和夜校，组织剧团、歌咏队及抗战救亡服务队。至1941年4月，城隍庙被日寇焚毁，救亡室不复存在。
    1939年2月，为了全民族的抗战，中共黄岩县委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特委指示，帮助县政府解决征兵困难，在东南乡新桥、金清、石曲一带农村，发动党员和青年32人志愿参军。后来补充到江西前线国民党军33师。同年，中共黄岩县委指派党员赴皖南参加新四军抗日。他们是：陈庭槐、牟仲娥(女)、牟彩云(女)、牟瑞兰(女)、牟桂芳(女)、牟宝生、牟法梅、牟同法、褚小鹏、林竞华、沈则善、王伯恕、褚大鹏、褚鹏九、牟同昌、牟同友、牟同厚、陈方春、陈方辉、陈老骇、於森池、陈恭等。
    (原载《中共黄岩党史大事记(稿)》)

五、自卫队与国民兵

    1938年初，杭嘉湖地区沦陷，省政府迁永康，成立抗卫团总司令部(浙江地方武装)，省主席兼司令。各县成立抗卫团司令部，县长兼司令，另设副司令1人。将原县地方部队和保安警察队改编为自卫队，下辖3个中队262人。不久，中央决定，县抗卫团与社训总队(负责壮丁军训)合并为国民兵团，隶属战时军管区。
    黄岩国民兵团于1939年12月成立，县长兼团长，设专职副团长及团附各1人，团附由兵役科长兼任。下设副官、书记、军医、事务员、督练员、司书，分管治安、组训、文书、医务等。1940年5月，改设总务、编练、政训3股。办公地址设西园庙(今法院)。
    国民兵团按区设区队，按乡(镇)设乡队，按保设保队，按甲设班。各区乡(镇)保甲长为队(班)长，另设区乡镇保队附。凡19—45岁男性均要参加国民兵团，于1940年6月完成编组。黄岩共有5个区队，58个乡镇队，1019个保队，10854个甲班，计76789。另有乡镇队附58人，保队附1022人。1942年10月，中央校阅团来黄岩，评定本县国民兵成绩特优，县长徐用(兼团长)记大功一次，副团长吴公达晋升上校军衔，团附朱贤德升中校副团长。
    (严振非)

六、黄岩县城的防护

    1937年1月，黄岩防空协会支会成立，县长蔡竹屏兼会长，下设总务、研究、训练、宣传4组，会员6264人。同年4月，成立防护团，在永宁山(方山)设置防空监视哨，配备望远镜、指北针与定向仪。1939年，增设宁溪监视哨，市中心城隍庙、明伦小学、西门消防队、北门广济庙设警报钟以电话联络。指定头陀、乌岩、院桥为人口疏散区，积谷移储乌岩、宁溪，食盐移储乌岩。
    防护团下设总务、消防、管制3股，以及警报、救护、交通、灯火管制、消毒、挖埋等13个班。原有12匹马力瓦斯帮浦救火机1辆，人力水龙1辆。1940年10月，筹募千余元，购置消防器材，修理水龙，增加城南、城北两镇消防队员20人,并将城区各酒酱染坊工人12人，编成挑水班。
    1940年组建临时救护医院，下设救护班备担架，由县卫生院和各医院医师负责抢救。据《县政年鉴》载，“本县自抗战初起，在每次轰炸之后，各股班人员均尚能迅速出动救护。”
    防护团13个班人员，由本县自卫队、警察、行政人员、地方士绅、壮丁、僧道等组成，如担架人员，系受过抢救训练的僧人组成。
    (严振非)

七、优待抗战军人家属

    抗战前，黄岩没有具体优待军人家属办法。1938年冬，开始组织“出征军人家属优待会”，筹措经费。次年各乡镇相继成立支会，主要向殷商富户募集。1940年开始实施的具体优待办法有：制发光荣牌，悬挂出征军人门口；凡家属诉讼的案件立即办理，判决后强制执行：免除困难户的自卫经费、自治户捐、学谷捐等一切摊派，并免家庭一位成员的劳役；各地成立代耕队，保长任队长，适龄壮丁为队员，每个队员每年协助军属劳动2天以上；免费为困难户治病或津贴药费，免缴子女学费，困难者津贴膳宿书籍费；发一次性安家费50元，生活扶助费每月4元、稻谷5斗(1943年每月扶助费改稻谷1斗、年节2斗)；组织征属纺织厂。凡军人直系亲属亡故或产育，发给20元；军人阵亡发抚恤金50元。
    (原载《黄岩史学会刊》第15期，严振非文)

八、桔运亲历记

    抗战初期，日寇封锁海口，加之海匪横行，黄岩柑桔无法外运，造成桔子无人问津，甚至吃肉还皮(桔皮尚可卖钱)。部份桔农把桔木毁掉，改种他物。笔者亲眼看到，镇东乡洋头村赵维兰，将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成年桔木掘了，锯成柴木烧火。
    我们桔商与士绅朱文劭、柯友三先生等商议后，向上海代理行家协商租来葡、荷等国商轮有拖驳3艘。船抛关外用木帆装出去外，还陆运肩挑至三门健跳，再运石浦运沪。同时还雇木帆船三支桅外运。为了打通柑桔外运渠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笔者曾二次深入上海，冒险桔运。
    第一次，葡商“密尼”拖驳首航，要派人押运，水果同业公会主席王际河交付于我。先去沪与花贯一、赵志成、陈规辅、管先进、李桂棣等碰头后，一夜与张松友、牟椿龄、徐大昌，还有我的堂妹夫金昌禄5人至吴淞下船。“密尼”起航后，我们不敢睡觉，因人们都说葡萄牙是一个小国家，日本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讳侵略中国，是否买它的帐，否则，船毁人亡。于是进行“雀战”，万一出事也有一线逃生的希望，一直自吴淞战到椒江口外白沙，大约20多小时。船抵白沙，将我们5人用舢板送到老鼠屿，徒步至前所，后渡船至海门，打电话给王际河，通知各栈备货(桔)。
    第二次，“日升”船比较大，拖驳所分配箱额未能满足。又复雇来木帆船一艘，容量100吨。帆船在海上航行，要遭海匪干扰，必向他买通行证(片子)。其时椒——沪线有一股土匪，盘踞蒋儿岙附近小岛，匪首名“老季头”，购买“片子”任务又落在笔者肩上。一天上午，我随同帆船直接开入匪巢，这小岛四面环海，入口处较窄。我船未入门，哨兵即开枪示意停船。有3个彪形大汉荷枪实弹用小船驶来，我们说明来意，由他们导航进岛。匪首“老季头”和土匪婆接待我们，一面着下人宰鸡备饭，一面进行钱、货(片子)交易。土匪婆象个官太太，披金戴银(金)除二个大拇指外，八个手指都戴着金戒，还有镯和金项链、金脚镯。饭后他俩把我们送到埠头，船起航后还鸣枪3响，表示欢送。
    经过努力，这年营业结束可以说三方满意：第一国家满意，我们把桔子运出去，把物资运回来，充实后方抗战资源；第二园户满意，他们不但有钱化，而且有吃(南北货)有衣穿，大量士林布运回折价；第三桔商自己满意，因年终结帐盈利。
    (原载《黄岩史学会刊》第15期，戴世惊文)

九、抗战桔运

    1938年是抗战第二年，侵华日舰封锁东海洋面，班轮停航。桔虽丰产，却无出路，降价至“担桔换把白菜”，桔贱伤农，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桔果行商觊觎厚利，不顾凶险，谋以椒江北岸王道中等8艘冰鲜船，满装桔果，先泊北岸陶江闸，伺隙待发，皆因敌氛炽，不敢扬帆。桔闷舱久，腐烂倒海。帆运不成正仿徨无计，时美商“美孚”油轮，高扬星条旗驶过日舰封锁线运油抵椒江。花贯一等桔商通过椒油行姜庆斋说合，经油轮桑买办同意，包下回空仓位，由四大家(源茂兴、董文兴、施德茂、一生元)为主装柑桔顺利到上海。这次成功，再从上海英商马勒公司包来挂英国旗的“宝林”、“麦加利”等4艘马勒(一个拖轮拖带一大铁板驳货船)，泊椒江口“活水对驳”(船泊海中，桔船靠拢驳卸)。黄岩地绅把持的“台州桔类运销处”步后尘，租来挂外国旗的“哈纳”、“谋福”、“亚生”、“唐赛”、“密尼”、“蓟花”等轮加入航线。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日军海禁加剧，外国轮也被迫停航。桔商的运桔办法改变为“产地→中转地→地方势力区→石浦沦陷区→上海销售地”。群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椒江北岸的“河田”小红头船载桔至大打闸，或四岙转桃渚，或健跳，或蓝田岛，或硖山桥头胡，取道港叉纵横，暗礁棋布，未为日舰封锁，而国民党鞭长莫及的途径。依仗草泽英豪，保护运右浦转上海轮，这是第一步走法。
    不久，椒江北岸至金清一带滨海水埠及内港临海车埭、石新妇、黄岩下庄、江口、上渚等地很多外海渔帆，获得日军发给航行许可证，及大股海匪的“片子”(通行证，印有财神元宝)和浙江省温台沿海护航会的“护航旗”三种护符，再配置枪支防小股海匪。装桔远运至舟山沈家门转轮去上海，待熟谙海上情况后直航上海，但遭遇不幸的很多，罹燹损失船物不少。
    行商运销桔柑，饱受日寇欺凌，已惨不尽言，更可悲在经过海门出关桔船，常受墨吏、豪强、兵痞、流氓的勾结敲诈。较大的霸头有：码头搬运头目竹青、白眼老五等包办出口过关。每船勒索300元，即夜班哨兵与桔船暗约，以箬帽遮桅灯几明几暗为对号，收贿放船。由于各界人士和海门航运、搬运协助柑桔出境，使桔价回升。并在上海、宁波等地换回群众生活日用品。货多成市，椒江、路桥、温岭、临海、黄岩等城镇商业，虽值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市面未见凋弊。
    (原载《黄岩史学会刊》第15期，管先进文)